1950年12月，朝鲜北部一处军部会议上，坐在桌边，听着部下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前两次战役。有人说部队动作慢，有人说指挥层层请示，也有人憋不住火，直言这仗打得窝囊。
会场很安静。
曾泽生脸色发红，突然开口：“这个军长我也不想干了，情愿到38军当一名炊事员。”
这句话听着像气话，分量却很重。对一支刚刚改编不久的部队来说，真正难受的不是挨批评，而是没有被当成能够独立作战的主力。
第50军的身世，确实与许多志愿军部队不同。它的前身是1948年10月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，部队骨干又与滇军有着深厚联系。军长曾泽生是云南永善人，长期在旧军队中带兵，对部队的习惯、性格和短处都十分清楚。
长春起义后，第60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。此后，部队又吸收了部分其他系统的官兵，人员来源较为复杂，滇、川籍士兵占有相当比例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第50军一度承担生产、剿匪和海防等任务，装备与训练并没有完全按照大规模出国作战准备。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部队在较短时间内重新补充装备，随后入朝。官兵们并非没有战斗意志，恰恰相反，很多人都想借这场战争证明：起义部队同样能够保卫新国家。
然而，战场不看愿望，只看行动。
第一次战役中，第50军担任预备和配合作战任务，行动节奏没有跟上战局变化。等部队赶到指定区域，原定目标已经被其他部队打散，敌军主力撤离。随后几次阻击任务，也因为敌军迅速后撤而未能形成合围。
第二次战役开始时，第50军原本主要负责后方休整和海防。11月25日，志愿军发动全线反击，第50军奉命投入作战，承担切断道路、阻敌增援的任务。
可是，敌军依靠汽车和装甲车辆快速转移，第50军不少官兵仍穿着单薄鞋袜，行军速度难以与机械化部队相比。部队连续追击，却几次扑空。到了11月30日，前方桥梁又被敌军炸毁，退路就在眼前，部队却没能及时堵住。
有意思的是，志愿军司令部并没有在会上公开斥责第50军。曾泽生反而更加难受。他很清楚，自己不是没有问题，而是这支起义部队仍带着特殊身份，别人或许担心批评过重，影响部队情绪。
这种“被区别对待”，比挨骂更让他感到刺痛。
军内总结会上，情绪终于爆发。有人认为，部队过分依赖上级命令，缺少主动出击的胆气；也有人说，过去国民党军队长期强调保存实力，部分指挥员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习惯。
曾泽生没有回避这些话。他知道，问题不只是通信、装备和道路，更在于指挥作风没有彻底转过来。集体讨论过多，命令传达不够果断，遇到强敌时容易犹豫，这些毛病在运动战中尤其致命。
他说出“当炊事员”后，副参谋长李佐苦笑着接了一句：“你们都有地方去，我能回哪儿呢？”尴尬的气氛这才稍稍缓和。
这场争论没有白费。第50军上下都憋着一口气，决心在下一次作战中改变外界看法。机会很快到来。
1950年12月31日，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。第50军第149师强渡临津江，迅速突破阵地。与此前不同，部队不再一味等待，而是抓住敌军后撤、道路拥挤的时机，连续向南穿插，先后击溃部分美军和英军部队。
1951年1月3日，部队先头分队在仙游里附近发现异常：夜色中，一串白光沿公路移动，发动机轰鸣声越来越近。那不是普通运输车队，而是英军装甲部队。
问题也很现实。志愿军步兵手中缺少专门反坦克武器，面对几十吨重的坦克，硬碰硬并不占优势。第149师决定利用地形设伏，把坦克引入道路狭窄、两侧高起的山谷，再用爆破筒和炸药包近距离攻击。
战斗打响后，先头部队冒着伤亡拖住敌人，后方分队从两侧突然开火。坦克无法展开，车队首尾相接，反而成了固定目标。爆破手趁车辆受阻，冲到近处攻击履带、车底和炮塔。
战士李光禄连续炸毁数辆坦克，负伤昏迷后又重新投入战斗。面对喷火坦克，他抱起炸药包冲上去，将其炸毁，自己也被严重烧伤。山谷中，官兵们用四川、云南口音高喊“揭盖盖”，跳上车体，掀开舱盖投掷手榴弹。
经过数小时激战，英军装甲部队遭到重创。第50军战报称，击毁坦克27辆，缴获坦克4辆，并俘获包括营长在内的大批人员。由于战果过于惊人，志愿军司令部一度要求再次核实，部队只得拍摄现场照片送往指挥机关。
彭德怀看到材料后，明确表示：“打得好。”
这一仗的价值，不仅在于缴获和歼敌数量，更在于第50军终于摆脱了“起义部队只能配合作战”的阴影。曾泽生此前担心的，不只是个人荣辱，而是全军官兵能否真正建立起信心。
他后来那句“50军还是能打的”，并非逞强，而是经过临津江和仙游里两场战斗后，部队用伤亡和战果换来的回答。旧部队的历史没有凭空消失，但官兵在新的组织、纪律和战场考验中，已经走出了另一条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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